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昭通之窗
发表于: 2020-9-16 08:29:42 | 显示全部楼层

岳池县人民医院肿瘤二病区外的走廊。张渺/摄
2019年,魏萍和小伟、小雪在一起。受访者供图
小伟和小雪住院期间的合影。受访者供图
小雪去世后,魏萍回老家整理女儿的遗物。受访者供图
那是一副窄窄的肩膀,在深夜医院走廊的日光灯下颤抖着,显得尤为单薄。
肩膀的主人正在签署一份文件,申请捐献自己14岁女儿的遗体。
这份文件总共3页,40岁的魏萍认字,但写不好字。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帮她填好了其他信息,最下面的签名栏,她比着身份证,描出了自己的名字,最后在名字上按了个红色指印。
2020年8月31日晚上,在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人民医院肿瘤病房,魏萍与女儿告别。
不到两年里,魏萍38岁的的丈夫、14岁的女儿,先后因脑胶质瘤去世。两个月之前,她19岁的儿子小伟也被确诊尿毒症。如今这个年轻人正躺在岳池县人民医院肾内科的病床上,接受透析治疗。
命运投下的重物接连坠至魏萍肩头。她不到1.6米高,很瘦。
小雪的遗体交给了位于南充市的川北医学院,供医学研究使用。“想让医生弄明白,这个病到底是怎么回事,让这样的事情不要在别人身上发生了。”魏萍说。
在这座地处中国西南部的小县城里,遗体捐献“几年都不见一例”。用几位医护人员的话来讲,这里的家属和病人通常并没有“这样的觉悟”,“当地人观念比较传统,讲究入土为安”。
爱迪眼库的医生连夜赶到岳池,摘走了小雪的眼角膜。这是一家非盈利性组织,2014年经四川省卫健委(原四川省卫生厅)批准成立。因癌症去世的歌手姚贝娜曾有一枚角膜被捐到这里,点亮了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一个23岁年轻人的世界。
志愿捐献遗体的申请书一式两份,魏萍把自己保留的那份对折,跟一摞浅黄的、白色的医疗单据一起,塞进随身的挎包中。初秋的黄昏里,这位刚送走小女儿的母亲,站在岳池县人民医院的小花园里,讲述自己的故事,时不时会停下来,怔一小会儿。
先前的两个月里,这座夏日的小花园开着紫薇花和西洋杜鹃。紫藤密密麻麻地缠绕在架上,撑起绿色凉棚。然而对魏萍来说,这是一段最残酷的风景。
小花园连接着两栋住院楼,魏萍女儿住在南楼,儿子住在北楼。从一栋楼走到另一栋楼,将近200步,她总是步履匆忙,从没时间坐一坐休息椅。大部分时候她用脚爬楼,等不及电梯。
2019年3月之前,魏萍的家庭还是四川乡下普通的一家四口。夫妻俩打工维持生计,一儿一女在广安市念书,成绩都不错。他们刚借了钱,翻修了乡下老家的房子——一座红瓦白墙的小二层。
厄运接踵而至,迅速毁掉了这一切。
第一个倒下的是魏萍丈夫,这个家里的顶梁柱被确诊为恶性脑肿瘤。病情从突然发作、确诊,到最终夺走他的生命,只有短短半年,同时让这个家庭背上八九万元债务。
“我们本来很勤快的。”魏萍说。
她今年40岁,云南人,佤族。这个大山里的女人自称“黑妹”,娘家以种香蕉为生。她只读过小学一年级,就开始帮家里放牛,种地。智能手机普及之后,是女儿拿着识字课本,从“a、o、e”开始教会她汉语拼音。
19岁时,她在老家遇见了来云南打工的丈夫,就跟着对方,到四川广安岳池县花板乡生活,扎下根来,生了一儿一女,过了21年。
从一座大山里走出来,进入另一座大山,魏萍的生活并没有好多少,夫妻俩都“没什么文化,只能做体力活儿”。
她在工厂里给工人做过饭,当过保洁,做得最多的是搬运工。她曾在装修队里扛大包,40斤的涂料包,丈夫先搬起来,放到她肩膀上,然后再摞上去一个,再一个。她一次能扛3个,加起来120斤,超过她的体重。
“一个包2元,扛一回就是6元。”魏萍扳着指头计算。她扛6个涂料包赚的钱,如今够买一份医院楼下12元的快餐,一荤两素带米饭。
丈夫去世后,魏萍的肩膀继续扛着整个家。
当时,儿子小伟即将参加高考。他从小就被诊断为“慢性肾功能不全”,身体一直不好。他计划读个专科,毕业后尽快找工作,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。女儿小雪成绩更好些,正在读初中,家里墙上贴着她得到的奖状,“校长亲手发给她的”。
一儿一女留在广安,魏萍独自去了浙江打工,恰好赶上“双11”。她在快递公司的仓库里扛包裹,7天赚了2000多元。
包裹里的商品与她无关。她从来没有在这场商业狂欢节里买过任何东西,双方唯一发生关联的时刻,就是包裹压上她肩膀的瞬间。她的工作是把分流好的包裹扛到运货车上。
2020年春节,魏萍回到家,计划着过完年去西藏的工地上干活儿。几年前她曾经去过,高原上招工,给的钱比别处多很多,因为“很少有人适应”。她老家在云贵高原,虽然没有西藏那么高,但她自诩比旁人更扛得住些。
在海拔超过4800米的工地上,很多外地来的工人走路都喘,而她仍然能在那种环境下扛包,“只不过第二天鼻子流血”。如果不是为了尽快还完丈夫治病欠下的债务,她本不打算再去了。
“一个月能赚7000元,我就能养我的两个孩子了。”今年年初,魏萍想象着“熬过2020年,把所有欠的账都还完,日子一定会好的”。
许下愿望不到两个月,女儿小雪就倒下了。
疾病和上一次一样,来得很突然。小雪起初只是头疼,但疼痛很快加剧了,她开始恶心、呕吐、抽搐。
魏萍对这些症状很熟悉,一年前,她的丈夫也是在出现相似的症状后,被确诊为脑胶质瘤的。她背起女儿,赶去医院,女儿软绵绵地趴在母亲背上,说不出话。不久之后,小雪的病确诊了,又是脑胶质瘤。
“我会不会跟爸爸一样,快要死了。”这个刚过完14岁生日的女孩哭着问母亲。为了准备手术,她剃去了及腰的长发。
魏萍不知道该怎么回答,只能安慰女儿“不会的”。“陪着女儿一起”,她把自己的长发也剪了,跟孩子挤着肩膀自拍,开玩笑说“这是我家小儿子”。
去西藏打工的事情搁置了,魏萍带着小雪辗转了几家医院,最终来到岳池县人民医院。时隔一年,魏萍的生活再一次以医院为中心,一天24小时几乎都在女儿的病床前度过,失去收入来源。这个家庭去年背上的外债迅速翻番,累积到20万元。魏萍则迅速消瘦,半年的工夫,从110斤掉到了90斤。
“有没有手工活儿介绍给黑妹我做?”她在朋友圈里求助,“什么活儿都可以,能吃苦不怕累,要求不高,只要能挣生活费就可以,手不算很慢。现在没有办法出去,只能待在家里。”
她借遍了所有亲戚朋友,关系最好的一个朋友,她连续借了3次。魏萍已经不敢想象,钱什么时候能还上了。
医院帮她请来华西医院的专家,为小雪做手术。术后,小雪开始接受放疗。但医生提醒魏萍,小雪的病情很严重,即便做了手术,复发的可能性仍然很大。
今年6月底,女儿的放疗结束了,魏萍带着她回到花板乡的家里。女儿看上去正在好转,体重涨了些,身高也长了1厘米,胃口似乎也好了。
仅仅过了不到一周,小雪的颈椎和小腿开始疼痛。7月4日晚上,魏萍帮女儿洗澡,突然间,小雪发作癫痫,之后失去行动能力。
魏萍带着小雪,当晚就回到岳池县人民医院。安置好女儿后,她才发现自己一路赶来,连鞋子也没穿。
第二天,小伟回老家帮母亲和妹妹取生活用品。在坐公交车回县城的路上,这个高高瘦瘦的男孩突然晕倒了,被送到了医院急诊科,很快被确诊了尿毒症。那时,他刚接到一所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,正在等待疫情过后学校开学。
魏萍蹲在医院的急诊大厅里,哭了出来。
那阵子她总是哭,大多数时候要躲着两个孩子。她想跟人说说话,但这样的发泄也不得不克制,“谁愿意总听这个呢”。她会躺在医院病房的折叠床上,用被子蒙住头,压着嗓子哭。哭完就爬起来,继续照顾两个生病的孩子。
“我原本很乐观,爱唱歌爱跳舞。”这个佤族女人坐在儿子的病床前,咬着指甲发呆。一份又一份重担接连砸在她肩上,拍摄网络短视频成为她发泄的一种方式。在镜头下,她压低声音啜泣着。进度条十几秒,从头拖到尾,没有倾诉也没有嚎啕,只有小声的啜泣。她发现隔着屏幕、面对陌生人的自我袒露,对她的情绪缓解是有效的,一条又一条安慰的留言,也让她感觉好些。
“要不然我早就疯了吧?”她低声自问。
魏萍尽量维持着肩上扛着的生活的尊严。她在病区盥洗室的大水池,把衣服搓洗得干干净净,晾在楼道的窗户前。有时她回乡下家里办事、取东西,穿脏了白色的旅游鞋,回到医院一定会重新把鞋子刷成雪白。没法洗澡,她就用毛巾擦洗。她仍然保持化妆的习惯,指甲修剪得整齐干净。
病床下面放着一双粉色高跟鞋,是她去年买的,花了50多元,但她几乎没有机会穿。
医院给患者家属提供了陪床用的折叠床,魏萍算了算,这一年多,自己有超过一半的夜晚,睡在这张金属骨架的硬橡胶板子上,睡得腰酸背痛。实在受不住了,她就跟孩子在病床上挤一挤。
其他病床偶尔会空出来,她可以去蹭一宿。但更多时候,无论是肿瘤病区还是肾病区,所有的住院病房都安置得满满当当,甚至得在过道里加床。
魏萍通常陪在情形更糟的女儿身边。孩子们的姑姑赶来,照顾了小伟一个多月。小伟和小雪兄妹俩隔着那座小花园,有一阵子,谁都没法去看谁。小伟每天跟妹妹视频聊天,确认小雪的情况。后来他好一点了,能下地了,就穿过小花园,走到妹妹的病床前,握住她的手。
“吃早点了吗?”早上,魏萍给儿子打电话。
“吃了,你呢?”
“吃了。”
实际上,两个人谁都没有吃。他们的银行卡上已经没有任何积蓄了,当时吃饭的每一分钱都来自身边或网络零星的捐赠。
“我已经没钱吃饭了。”她曾在电话里跟朋友苦笑着说,被病区的护士听到了。
即便是在见惯了生死与苦难的肿瘤病房里,魏萍一家人的遭遇,仍然让医护人员感到心酸,他们在科室的工作群里募捐了5000多元。几天后,肾病区的医护人员也发起了同样的募捐。
魏萍把包着这些捐款的纸仔细收好,放进挎包里。
一位负责照顾小雪的护士,回忆着自己入职以来接触过的重症患者及其家庭。年老的、年轻的,比小雪更小的也有,但是像这家人一样,一家四口有3个重症患者、其中两人去世的家庭,是“头一次见到”。她甚至主动在网上找到当地媒体的联系方式,给对方发邮件,想帮小雪和小伟争取更多人的帮助。
肿瘤科的捐款倡议书发出后,几天之内,魏萍一家收到了两万多元善款。岳池县人民医院院方帮他们联系了团县委、县妇联、红十字会,争取政策及资金帮助,还试着与小伟的学校沟通,暂缓他的入学时间。
但小雪的情况一直在恶化,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少。魏萍决定联系当地红十字会,填写捐献女儿遗体和眼角膜的申请书。
她不是第一次萌生这个想法。去年,丈夫病情恶化的时候,她就提起过这件事,被丈夫拒绝了。在当地,保持遗体完整是更主流的想法。
“我自己的话,将来要是有一天……是肯定会捐的。”魏萍平静地说。
手头稍宽裕点的那几年,她常在轻松筹、水滴筹之类的公益平台上给别人捐钱,持续了四五年时间,“有时一元,有时两元”。
她加入一个名为“轻松互助”的公益项目已经900多天,这个项目的页面显示,魏萍已经“帮助过4243个家庭”。她参与过的公益项目,包括给乡村小学的教学设备集资、给重病的孩子捐款等。在一个“魏姓”的社交群里,她也经常给转发到群里求助的人打钱。
“后来我在群里求助,没人帮我。”她有点难过地说。
小雪想过把肾脏捐给哥哥,但很快得知,肿瘤患者的器官无法捐献移植给其他患者。最终,他们决定将眼角膜捐给爱迪眼库,将遗体捐给川北医学院。
魏萍想到了自己的肾脏。近一两个月,她奔波在成都市和岳池县两地,接受体检、肾源配型,等待结果。最新的体检结果显示,她的肝脏有“不均匀改变”,疑似有“实质损害”,她推测可能因为自己“太累了”,长时间“休息不好”,肩上的担子太重了。
要做肾移植手术,这位母亲担心自己和儿子都太瘦了,“贫血,营养不良”。
小雪去世当晚,魏萍一直坐在她床前,攥着她的手流泪,小声试图跟她说话。小雪当时已经陷入了浅昏迷状态,却也一直在流泪。
医院通知了当地红十字会,以及接受捐赠的两家机构。从南充赶来的爱迪眼科的医生看到,这位母亲正在填写申请表。
由于小雪罹患的是头颈部相关的肿瘤,他们征得魏萍的同意,采取了摘取全眼的方式,以方便后续检测。
捐献女儿遗体的事上了新闻,突然间,魏萍发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网络中。电视台和网站的记者也给她打来电话,这有点吓到了她。
“没想到搞这么大,有点内疚,好像我在利用女儿似的。”她抓起手机翻翻微信,里面有各种媒体来联系她的留言,看几眼又放下,反复几次。
最终,她带着些许惶恐的神色感慨:“都有点后悔了。”
她一直惦记着女儿的眼角膜,想知道是不是有人用了。红十字会的人告知过她,捐献遵从双盲原则,受助者的信息不能告诉她,但如果移植成功,对方承诺会通知她。目前,小雪的眼角膜还在检测阶段。
这个姑娘成绩一直很好,梦想是考上浙江大学,将来当心理医生。魏萍抱着一丝期望,她盼着那个接过了小雪视力的人,或许会去浙江,帮小雪看一眼校园。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张渺 来源:中国青年报
来源:中国青年报
来源:今日头条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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